尘缘苦短叹人间路长
不能够容我细思量
繁华瞬间如梦幻一场
世上人有几番空忙
这是电视热播剧《乔家大院》里的几句歌词，正如“繁华瞬间如梦幻一场”一样，满是沧桑的晋商的历史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在众多的学术研究与电视剧的大力推动下，原本模糊的晋商形象反而越来越清晰，“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精神已成为人所共识的晋商理念。
在发掘和继承祖辈传统的同时，新晋商的概念在2005年被适时提了出来，而在祖辈几乎不可逾越的高标尺的光环照耀下，祖辈的形象越清晰，新晋商的形象反而越模糊。谁是新晋商？新晋商有没有群体特征？新晋商有没有领军人物？创新能否让新晋商崛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破解。
由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太原国际商会共同发起的“新晋商形象塑造工程”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新晋商目前面临的种种困惑有望实现突破。
究竟谁是新晋商
提到晋商，人们想到的多是历史上的东西，想到的是票号，想到的是乔家大院，想到的是晋商诚信、重义、敬业、谨慎、团结的品质，想到是严谨的家规和家风。
同样，提到新晋商，人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富士康郭台铭、百度李彦宏、海航陈峰和昔日顺驰孙宏斌。但这些人是不是新晋商呢？如果仅仅凭借山西籍贯这一概念，能纳入新晋商的范畴的远远不止这些人，我们还可将四川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山西籍商人樊建川，湖北人和集团王耿，甚至还有好事之人考证已故的香港十大巨富之一霍英东祖籍在山西霍州纳入新晋商。
如果以此标准来划分新晋商，新晋商可谓人才济济，名声响当当，似乎并不需要谁来塑造和证明。但问题的关键是，晋商的历史却是一部从本土起家，逐渐向外扩张的历史。现在被一些人列为新晋商的领军人物除继承了山西籍的衣钵之外，创业、起家几乎都不是在山西。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院长崔满红在《中国财富》撰文认为：2005年当新晋商这一概念一被提起他就反对，现在他同样不承认中国出现了“新晋商”。他列出的理由很简单，近几十年来的山西企业和企业主们——无论是走出去的，还是留在山西的，概观其整体性，他们并没有形成真正体现和传承“晋商精神”、雄居或影响中国商界的一个“商人阶层”。中国近代商业文明史上出现过很多商帮，百年后的今天，各地都给他们加上了一个“新”字，以此来概称一个特定区域的商人。然而，任何一个人只要对古今之“商”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得出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论——当今的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承接中华民族“古典商业文明”和“古典商人精神”的中国商人阶层。徽也罢，浙也罢，晋也罢……概不能外。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今天的山西只有本地商人的概念，不存在“新晋商”，因为山西还没出现一定数量的走出去的“新晋商”。
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将新晋商放在全球商业背景下加以讨论，并提出几个参照：如美国持续200多年的商业实践；犹太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商业流浪史，尤其是犹太种族在纳粹的政策中陷于全球化绝灭危机中的商业奋斗；日本、韩国商人在全球的勃兴和滥觞；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割据以及在国际空间的商业突击。依据这几个参照系，显然是在很大范围内扩大了新晋商的外延，该人士认为新晋商应该是参与全球商战，在全球商业空间里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商业奇迹的山西商人，而不是仅限于在山西土创业和发展的山西商人；只要是祖籍山西的商人，都可以称之为“新晋商”，正如犹太人在全球各地经商称之为“犹太商人”一样。
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高春平支持广义上的新晋商，他认为凡是具有山西籍的，都可称晋商。他表示，煤商的崛起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将之排除在新晋商的门槛之外显然不合适。
根据两种观点，今后谈及新晋商，似乎要分一个狭义和广义。一些学者认为广义上的新晋商外延宽泛，应该包括山西籍的商人以及愿意加入晋商行列的商人。这其中应当包括国有企业，煤老板。新晋商不应该单纯指民营企业。广义的新晋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扩大新晋商的范围，壮大新晋商的声威，从正面来提升新晋商的形象。狭义上的晋商指的是本土上成长起来的新晋商。打造和塑造本土晋商，除了让外界不再对新晋商的提法有所诟病，还对振兴山西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谁能成为领军人物
新晋商的概念尚未理清之前，新晋商的领军人物是谁学界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说是李彦宏，此人不是煤老板，IT行业的，让人听起来也舒服。但李彦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除了表达自己大部分时间不在山西之外，也婉拒了成为新晋商领军的提法。崔满红对学界提议李彦宏、郭台铭为新晋商领军人物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称其为领军只有一个理由，他们的籍贯是山西。
然而，这样一些被称为“新晋商”的企业家他们企业的根在哪里？他们创业、守业的源在哪里？他们自己都无法认为他们的企业根在山西，源在汾水。还有些人认为领军人物是李安民和李兆会，但煤老板又不被一些学者所认可，像经济学家梁小民则更为直接，他认为昔日乔家大院乔家的节俭、诚信，是晋商精神的代表。今天的山西大商人多是煤老板，奢侈浪费成风，已丢失晋商精神，不算晋商！既然煤老板是否是新晋商尚有争论，那么将煤老板或与涉煤企业老板作为新晋商领军人物恐怕还需要时日检验。
还有些学者认为，领军人物不是哪一个人或团体分封的，领军人物应该是天然有一种气度和气势，有一种让人崇拜和信服的人格魅力。除此之外，新晋商领军人物还应该是对晋商精神的一种传承。在最近一些报道中，提到汾酒董事长郭双威，一些媒体使用了“新晋商领军人物郭双威”的字眼。
新晋商有没有群体性特征
商帮必须是一个群体，商帮必须是一个阶层，商帮必须代表一种社会力量，商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社会。这是目前社会上对商帮的一个定义。据此有人提出新晋商缺乏祖辈们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具有群体性特征的煤老板因负面形象太多而被排斥在新晋商范围之外。
新晋商有没有群体性特征，群体性特征是什么？天津开泰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滨是山西广灵人，他不赞同“新晋商”这样的提法，他说现在的“新晋商”与历史上的晋商不具可比性。他认为新晋商只是些单打独斗的商业个体，并不具有群体性特征，因为在本土找不到他们的基因。新晋商不像温州商人在本土就很活跃，在外地发展只不过是温州商人财富的延伸和拓展而已。王海滨认为今天的山西，已失去了发育商业文化的土壤，自然谈不上形成一个在共同商业道德下团聚的商业群体。
《苏商》杂志总编俞文勤认为新晋商和新徽商作为一个帮来讲，或者作为一个群体来讲的话，这两个帮派还没有成型，还没有形成。或者说在努力构建，想去重振当年的雄风，再筑辉煌。但是从目前来讲，新晋商和新徽商，根本上来讲没有形成，因为他要形成是说有几个领头或者领袖式的英雄式的企业家，徽商有一个左延安，有一个尹同耀，晋商有个李安民，有个李兆会，只能说明新商帮正在形成，但没有成型，谈论商帮需要的是像当年的祖辈一样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群体，是聚族而经商，或者是聚乡，整个乡里都在共同经商。这种群体性没有形成，所以没有这个基础。
与其他新晋商群体性特征不明显相比，煤炭行业的的新晋商似乎可以弥补群体性特征不明显的缺陷。他们大都是从事煤炭行业，他们有些已从山西向新疆等地拓展自身业务。2007年，山西曾评出一份百强企业名单，这些企业的年平均营业收入为44亿多元，平均利润为1．8亿元，平均总资产近62亿元，但是其中涉及煤炭、电力、冶金、化工等第二产业的企业达85家。在由胡润百富编制的2007年中国富豪榜中，山西富豪有16人，其中14人所经营的企业为煤焦、冶金企业。海鑫集团主营钢铁；美锦集团主营焦炭；联盛能源主营煤焦。
即便如此，一些学者仍认为排行榜都不能涵盖山西所有的煤老板的财富，有很多人的财富因为无法统计而被排除在外。即使是上了榜的，也不见得就能反映这些人的真实财富。像一些上榜的企业家也对胡润排行榜表示怀疑。
明清晋商赚到钱后，最大的理想是：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孩子。还有些考虑的是修筑深宅大院。今天山西的大院文化正是当年老晋商财富的体现，也是留给后代子孙的一笔宝贵财富。当然，在老晋商当中，面对列强对山西煤矿资源的巧取豪夺，以渠本翘为首的山西商人在保矿运动中的一系列作为都值得新晋商骄傲。而且他们在与外商竞争夺回矿权之后，又以一种近乎现代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对矿区的生产过程和制度建立进行了改造。
遗憾的是，与祖辈的“土气”相比，煤矿老板在暴富之后，一系列负面宣传让这一原本群体性特征比较明显煤老板阶层变成了让人排斥的对象。生活糜烂，花天酒地，取小老婆包“二奶”，为富不仁等等，老晋商的风骨在煤老板这一群体中几乎荡然无存。即使是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过程，一些煤老板尽管捐了不少钱，仍然无法消除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偏见。
创新能否让新晋商崛起
学界对于新晋商的定义尽管还有很大的争议，但从目前占优势地位的是支持新晋商应该本土化。因为只有本土上的新晋商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才更有说服力。专业市场在浙江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全国30强专业市场浙江就拥有18个。纽扣、打火机、手电筒，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东西都让精明的温州人做成了世界第一。曾是世界第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的日本，韩国，台湾因为温州打火机的存在甚至有80%的厂家关门，日本甚至从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国变成最大的打火机进口国而几乎所有的温州打火机企业的技术都来自日本。 目前学界普遍对浙商的提法表示认可。因为浙商从本土成长起来，不仅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已从本土走向世界各地。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山西的大环境和经济结构不利于新晋商的崛起。山西大环境是地区经济不发达，因此而导致一些新晋商观念落后。而经济结构则主要依赖资源，山西经济被认为已患上荷兰病。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认为，山西过去出晋商是因为没有资源，现在有丰富的资源反而出不了晋商，说到底是煤害了晋商。
受内陆黄河文明的影响，晋商一直以封闭、保守著称。实现新晋商的迅速崛起，大多数专家认为只有靠开拓创新。但与祖辈相比，现在新晋商落后的主要原因反而就是主观上丢掉了自己的“利器”，即在商业和经营上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而晋商富甲天下，则是因为有许多创造性的思维在闪耀着光芒。晋商经商创新的实绩颇多，诸如期货买卖、连锁经营、金融汇兑、入股制度、严格管理和诚信为本等等。甚至有学者断言，只要山西有煤，山西商人永远不能崛起。
天津山西商会会长张世伦毫不客气批评新晋商懒惰，尤其是一些煤老板。张世伦说他们觉得这个行业业务简单，赚钱容易，对那些费脑子、吃苦、有竞争性的项目，从心眼里就不想干。这种懒惰导致的结果是一些山西商人从来就不想创新，他们认为弯弯腰就可捡拾到遍地黄金，为什么要去创新和发展呢？
钟朋荣认为新晋商的发展和崛起必须做到几个方面的创新，首先是产业创新，因此山西必须做到地上地下资源齐开发。与此同时，融资创新、信用创新和制度创新也是新晋商的当务之急。在融资创新上有几个方面可以参考，譬如煤炭设备的租赁、太钢获得的40亿央行融资方式、建立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加快企业上市、格兰仕的“拿来主义”以及浙江的标会都是融资创新的好途径。而在制度创新方面，家族管理模式其实是目前规模不大的企业最合适的管理模式。在未来，区域间的竞争就是体制的竞争，因此，小企业可以学浙商———“自己的孩子父母养”，大企业学晋商———“把好阿姨变成好父母”。钟朋荣认为，老晋商与雇员之间从银股到身股之间的制度转变就是将“好阿姨变成父母”的一种管理体制创新。所以，今天新晋商的树立必须做到这几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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